梁思成与周总理接待外宾
梁思成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是我国近代史上名人梁启超先生的长子。1912年梁思成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13-1915年在建校初期的崇德学校小学部读书,其弟梁思永也在崇的读书。
梁思成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7年毕业于美国彭省大学,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在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1931年在北京加入了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并任系主任直至1972年去世。
1947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解放后,当选为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梁思成一生从事教育和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工作。从30年代开始,来自主持并参加调查过2000多处古代建筑的实例。积累了大量中国古代建筑的珍贵资料,对中国古代建筑、古代艺术进行过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四十年代中期,梁思成和我们的民族共度苦难的岁月,贫疾交加,挫折一个接着一个,当时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邀请他去美国讲学访问,一些美国朋友也好心力劝他们到美国去工作并治病,他当即表示:“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回忆说:“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研究。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怕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不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就是在这一时期,梁思成写成了《中国建筑史图录》。他以英文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建筑的宝藏及其结构原理。这因为他们既通晓中国古典文化,又懂得作为艺术和科学的外国建筑。在忧患的战时生活中能获得如此成就还说明,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而正是后者使他们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我牺牲,坚定地为中国民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就在这个时期梁思成胜利地征服了《营造法式》这本天书,用现代工程制图法将其中主要篇章的图解绘制出来。
就在这个时期梁思成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实现了“《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凤愿。
1943年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编写。
在他编写《中国建筑史》时,常常想起最初研究中国建筑时所读的一些国外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建筑的资料,感到其中谬误太多。作为中国人,他有责任把祖国的建筑介绍到国外去。但是中国建筑有不少晦涩难懂的专门名词,对外国读者来说既困难又枯燥无味,于是他决定以图版和照片为主,加以简单文字说明编写一本英文版的中国建筑史,所有图注都采用英汉对照的形式。名为《中国建筑史图录》。该书于1945年完稿。 1946年梁思成将书稿带到美国准备出版,后因种种原因直到1984年才在费慰梅(费王清夫人)的努力下,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出版社出版,此时,梁思成去世已12年了。
1949年夏,在病中的梁思成仍和夫人林徽茵一起审议国徽设计稿
这一著作问世后,在美国得到极高的评价。美国著名的中国文化史教授、美国的东方美术专家学者都表示了高度的赞赏。认为它“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作出了最宝贵的贡献”。“不仅是对中国的叙述,而且可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历义性文献”。
麻省理工学院的出版社也因出版此书而获得1984年全美优秀出版物社的荣誉。
著名建筑家陈植先生说:“这一名著是中国建筑学家第一次以英文撰写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建筑简史……。使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1947年梁思成被外交部推荐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同年4月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一百五十周年大庆,梁思威在“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上,应邀出席做了《唐宋雕塑》与《建筑发现》两个学术报告,是所有与会学者专家中唯一做两个学术报告的人。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研究上的贡献,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梁思成回国后,决心要办一个达到国际最高水平的建筑系,他说:“建筑师的知识领域要很广,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最本质的他应该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梁思成的学生时代除了学习优秀外,兴趣十分广泛,爱好体育运动,并擅长音乐和美术。当年在学校时是个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跳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梁思成回忆说:“我很感激母校对我的培养,和严格的体育训练。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有一位朋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研究尚未被人重视的中国古建筑,加上精通外语,这就是梁思成成功的秘密。”
这句话虽说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更多的人却认为梁思成之所以能有成就,最主要的是他勤奋严谨治学精神。也就是他自己常说的“笨人下笨功夫”。
在这种严谨的学风,尤其反映在他对《营造法式》这本巨著的研究上,梁思成对它的研究是从1931年开始的。他通过不断调查发现的古建筑实例,与清代《工部工程做法》一书相对比分析,又参考了宋画、古墓葬、古代壁画,明器以及其它出土文物等等大量资料作为佐证。到1946年才基本把这部巨著研究透彻,并将“诸作图样”中的大部分用现代工程制图绘制出来,但研究成果仍待成文。
吴良镛教授回忆说,“我曾看过他测绘的速记手稿和清式营造则例的插图手稿,是那样的严格细微准确;他为了在古典书籍中对有关建筑章句进行‘普查’,花了不少时间,做了大量的‘砂里淘金'的工作。我想正由于不自恃聪明,在少年时代下过硬功夫,后来才得以学有所成。记得人大会堂建设完后,周总理在一次会上说:‘人大会堂是十七万平方米,我们只建了十个月,而故宫总面积大约与此相当,那是建了多少年?'随而转向梁先生,他不假思索就立即回答说:从永乐五年即公元1407年开始共花了十四年时间才建成。’在座的人无不惊佩。……于细微处见精神,从这一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到梁先生平时治学之勤,功力之深和他的博闻强记,非一般人所能及。”
梁思成解放后积极参加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工作,主持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他所领导的清华大学建筑系,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人材。
梁思成少年时曾就读于我们学校,今天重温梁思成老校友的辉煌一生,使我们倍感亲切、倍受鼓舞。